爱因斯坦21艰难的求职和壮丽的感觉19013-4
在父母的感召下暂时回到意大利的爱因斯坦在他乡遇到了自己在苏黎世求学期间结识的铁哥们米歇勒·贝索（1873年-1955年）。说起来爱因斯坦还是贝索的媒人，此时贝索与妻子安娜·温特勒（爱因斯坦初恋玛丽·温特勒的姐姐）正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父母那逗留。
贝索是一名工程师，和爱因斯坦一样，也来自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他们初次见面时，贝索刚刚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毕业，正在一家工程公司工作，因此，贝索是爱因斯坦的同校师兄。相识不久，贝索与爱因斯坦就结成了亲密的友谊，这种友谊还将会一直伴随他们走完生命的全程，1955年他们去世的时间相差不过数周。
贝索虽然头脑聪明，但是不够专注，缺乏干劲，勤奋刻苦的程度也不足。和爱因斯坦一样，他在中学时也曾因为无礼而被勒令退学：“为了发泄对一位数学老师的不满，他发出了一封请愿书。”
爱因斯坦称贝索是一个性格非常软弱的人：“不能振作起来在生活和科学创造中有所作为，但聪明绝顶。他的工作虽然没有头绪，我却看得颇有兴味。”
后来爱因斯坦把贝索介绍给了玛丽的姐姐——安娜·温特勒，他们最终结为夫妻。1901年，贝索搬到了的里雅斯特与安娜生活在一起。当爱因斯坦见到他时，发现贝索还和以前一样聪明机敏、逗人发笑和没有目标：“不久前，贝索的上司派他去检查一家电厂，他决定在前一天晚上动身，以确保准时赶到。然而还是误了火车，第二天没有赶到，直到第三天才赶到那里——可是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经记不起到这里是要办什么事情了。于是他立即给单位寄去一张明信片，要他们重新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上司对贝索的评价是完全无用，几乎精神错乱。”
1901年4月2日贝索带着老婆、孩子来意大利米兰见爱因斯坦，晚上，两人畅谈了4个小时科学，在4月4日给米列娃的信中爱因斯坦写道：“我们谈论光以太和物质在原则上的分别、绝对静止的定义、分子力、表面现象和离解。他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很感兴趣，尽管他常常由于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而忽略了全局。”
4年之后，爱因斯坦和贝索畅谈的这些想法将在狭义相对论中开花结果，那时在狭义相对论诞生的前夜爱因斯坦依然向贝索征询了对自己即将正式发表的理论（狭义相对论）的看法。
跟贝索畅谈科学余兴未尽之余，爱因斯坦提出了此时1901年自己对贝索的请求，希望贝索能够为自己的谋职做一些牵线搭桥的工作。贝索的舅舅是米兰联邦工学院的数学教授，爱因斯坦打算让贝索引荐一下，在1901年3月27日给米列娃的信中，爱因斯坦不无自豪的吹嘘了自己与贝索关系之铁：“我会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到他舅舅跟前，然后我自己出面来谈。”
虽然贝索说服了舅舅为爱因斯坦写了引荐信，但这一努力还是无果而终。
1901年4月3日，继3月19日首次向莱比锡大学的物理化学教授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写信求助教职位两个星期后，爱因斯坦又再次写信给他，借口说：“我忘了当时是否附上了我的地址，您对我论文的评价对我至关重要。”
就像相恋的人担心“貌似”忘记写回信地址而导致恋人无法回信再次追写一封信一样，此时毕业即失业已达9个多月（自1900年7月）的爱因斯坦对工作的渴求就像恋人相见一样急切。在最后的写信人那爱因斯坦还写上了“在做物理博士学位论文的人”，然而，爱因斯坦追加给奥斯特瓦尔德的求职信发出后依然杳无音讯。
在苏黎世和米兰，爱因斯坦向全欧洲的教授发去了一封封求职信，信中同时附上那篇刚于1901年3月1日发表于《物理学年鉴》的关于毛细现象的论文。事实证明，这篇论文并未特别奏效，这些信件大都石沉大海，爱因斯坦甚至连礼节性的回复都没怎么收到。
但爱因斯坦此时在信中依然对米列娃表达着自己的自信，在1901年4月4日的信中他对米列娃说：“不用多久，我就会以我的报价给波罗的海至意大利南端的所有物理学家增光。”
4月12日，爱因斯坦在米兰给莱顿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荷兰物理学家海克·卡末林·昂内斯（1853年9月21日-1926年2月21日）发了一封求职信：“我听一位大学朋友说，您那里有一个助教职位还空着。恕我冒昧谋求这个职务。”
同一天，爱因斯坦还给柏林-夏洛滕堡技术大学物理学教授卡尔·巴佐夫（1823年-1908年）发了一封求职信：“我冒昧的请问您，是否有一个助教位置空着，并在此情况下，我申请谋求这一职位。”
与爱因斯坦一同住在米兰的父亲非常同情儿子的痛苦，他试图通过一种令人辛酸的讨好方式助他一臂之力。1901年4月13日，赫尔曼在未告知爱因斯坦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他亲自写信劝说奥斯特瓦尔德，字里行间渗透着悲苦：
“请宽恕一位父亲为了他儿子的利益竟敢向您——尊敬的教授先生求助乞援。
阿尔伯特今年22岁，曾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读了四年，去年夏天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数学和物理专业的毕业考试。自那时起他就在谋求一个助教职位，使他有可能在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方面继续深造，可是这一切努力都是枉然。所有能够判断此事的人都称赞他的才能，我可以保证他非常有上进心而且勤奋好学，极其热爱他的科学。
我的儿子对于他目前的失业深感痛苦，认为他的职业已经渐行渐远。此外，他认为自己已经成了我们的累赘，而我们是不大富裕的人。这种想法在他心里总是盘踞不去。
尊敬的教授先生，正是因为在当今所有的物理学者中，我儿子最仰慕您也最敬重您，我才不揣冒昧直接向您求助，还望您能够读一下他发表在《物理学年鉴》上的论文，如有可能，还请寄给他几行鼓励的话，他会因此而重获生活和工作的喜悦。
此外，倘若您能为他谋求一个助教职位，我将感激不尽。
再次恳求您原谅我冒昧地给您写这样的信，我的儿子对于我这种异乎寻常的做法一无所知。”
事实上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工作地点已经迁移了，所以他并没有收到爱因斯坦父子的信，爱因斯坦父子自然没有收到回信。不过九年之后，他第一个提名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也不枉爱因斯坦和老父亲的一番信件攻势。
到了1901年4月，几近绝望的爱因斯坦不得不买了一堆附有邮资已付的回执的明信片寄出去，希望至少能够得到一个回音。有趣的是，有两张留存至今的明信片已成为收藏者的珍爱之物。其中一张是寄给荷兰教授的，现藏莱顿科学史博物馆。这两张明信片的“退还一回复”的附件均没有被用过，他甚至连一次礼节性的婉拒都没有收到。
此情此景爱因斯坦也不得不自我解脱的说起了俏皮话，1901年4月14日在给马塞尔·格罗斯曼的信中自嘲道：“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不遗余力地想办法，而且也不让自己失去幽默感。上帝创造了蠢驴，还给了它一张厚皮呢。”
给格罗斯曼的信里，爱因斯坦还表示将改换博士论文的课题。相应地，爱因斯坦博士论文的导师也因课题的改换而变更了：由韦伯换成了苏黎世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家阿尔弗雷德·克莱纳（1849年4月24日－1916年7月3日）。虽没有很确凿的文字证据，但一般认为，除课题本身方面的可能缘故外，爱因斯坦博士论文课题和导师的改换，起码部分原因是自己与韦伯关系的恶化。
就在此求职无望的岁月，爱因斯坦依然没有放下自己对科研的追求。1901年4月，他对用来解释液体毛细现象的分子理论进行了改造，将它运用于气体分子的扩散，在4月14日他给格罗斯曼的信中陈述了自己的科学想法：“我现在确信，我的原子吸引力理论也可以推广到气体，而且，差不多所有元素的特征常数大概都可以不太困难地确定下来。到那时，分子力同牛顿的超距作用力之间的内在亲缘关系问题，也会推进一大步更接近它的解决。也许别人为了其他目的已经做的调查研究足够检验这一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利用迄今为止在分子吸引力方面所得到的全部研究成果写出博士学位论文。从那些对感官的直接观察而言似乎毫不相关的复杂现象中认识到统一性，那是一种壮丽的感觉。”
在令爱因斯坦着迷的具有潜在统一性的诸多概念中，分子运动论是其早期的一个思想源泉。19世纪晚期人们通过将力学原理应用于热传导和气体状态等现象而发展起了分子运动论，它将气体看成大量微小粒子——由若干原子构成的分子——的集合，这些粒子自由地四处运动，不时与其他粒子发生碰撞。后来，人们用统计计算来描述大量粒子的行为，当然，它不可能把气体中的每一个分子和每一次碰撞都搞清楚，但是如果知道了统计行为和平均运动，就可以用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来描述大量分子在不同条件下如何活动。
人们不仅用这些概念来描述气体状态，而且还用它来描述液体和固体现象，比如电导率和辐射，爱因斯坦的密友保罗·埃伦菲斯特就认为：“将气体分子运动论方法应用于完全不同的物理学分支的时机到了，该理论首先应当运用于金属电子的运动、微观悬浮粒子的布朗运动以及黑体辐射理论。”
虽然当时许多科学家正在用分子运动论探索他们各自从事的研究领域，但爱因斯坦更感兴趣的是可以用分子运动论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联系，构造统一理论，追求统一性的壮丽感觉，恰如1901年4月14日在给马塞尔·格罗斯曼的信里写的那句很出名的话：“从那些对感官的直接观察而言似乎毫不相关的复杂现象中认识到统一性，那是一种壮丽的感觉。”